欣逢盛世，又兴起一股国学热，于是古典诗词也兴盛起来了。小孩子们背诵唐诗宋词，老年人也上老年大学‘学习诗词格律和创作，朗读、赏析、评论诗词的人更是不少，电视台也举办起诗词大会，多年来可谓热闹非凡。这当然是好现象。但也有问题存在，主要是背诵、朗读、介绍、赏析、评论的人很多，创作的人很少，能拿出精品、称得上诗人词家的人几乎没有。据说全国有六七百万人能写诗词，全国也有个中华诗词学会，各地的诗社、学会、小团队多得更是数不清，但是诗词的创作水平普遍不高。这也难怪，现代社会没有唐宋时的社会文化背景，各门学科都要有人参与，搞诗词毕竟是极少数人的爱好。而且，我觉得诗词界的风也有些不正，夸夸其谈的多，相互吹捧的多。比如有位女士写了首七绝，中华诗词学会的评论家竟给出“直逼盛唐”的评价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再比如某著名大学的教授，他连毛泽东的《七律·长征》、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的用韵都弄不清，却敢在电视上评论古典诗词，真是荒唐！鄙人才疏学浅，不敢大言不惭地给人讲古典诗词，今天仅就诗的格律和运用说说个人的看法。只说诗律，不谈词律，求教于大方。
先提一个问题：格律诗都合乎格律吗？这个问题提得似乎有点怪，格律诗不合格律，那还叫格律诗吗？是的，格律诗应该合格律，但你发现没有，也有不合格律的格律诗！特别是在盛唐以后，格律诗已经成熟了，定型了，仍出现有不合格律的格律诗。
格律诗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唐之前上溯及魏晋都有诗人在诗的音韵方面有追求，有研究，有贡献，但直到南齐出现了所谓的“永明体”，才在格律上有了大的突破，沈约、谢朓、周颙、王融等诗人将汉字的声调分为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，并指出诗作的八种“毛病”（平头、上尾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），即所谓的“四声八病”，使得诗的格律有了雏形。但也只是探索，而且讲究过于繁杂、苛刻，不易操作，未得到进一步发展。
唐初，陈子昂及王勃、卢照邻、杨炯、骆宾王（四杰）使魏晋六朝以来的绮丽之风有了很大改变，在格律上也有了更多的追求和创造，比如他们的诗作多为五言四句或五言八句，出现了大量的律句和工稳的对仗。到了唐高宗及武周时，开科取士已规定了格律，先是“五言四韵八句”，后又变成“五言六韵十二句”，并制订了“官韵”，这样就逼着文人们去研究格律，于是格律逐渐成熟定型了。后来的杜甫则为格律诗创作作出了典范性的贡献。南宋人刘渊在前人对音韵研究的基础上编辑了平水韵，元明清时期涌现的大量“诗话”，在讨论格律时，都以杜甫的诗作为范本。就连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教香菱学诗，都让她多背老杜的五言律诗。
格律的形成竟经历了数百年，格律诗在盛唐发展到了顶峰，并一直影响到了今天，可见格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多么的高，多么重要。但我们发现，从元明清直到现在，有很多人对唐人的格律诗还有不少误解，把唐诗的格律看得过于死板，讲究过于繁琐，特别是明清两代搞了很多“诗话”，提出很多“格”，什么折腰、偷春、晚春等等。至于对对联提出的“格”那就更多了。
其实你读唐诗便会发现，唐人写诗并没有那么多的讲究，有时候甚至是很随意的。固然，唐人写了大量的格律诗，水平可冠古今，但古体诗的数量并不少于格律诗，而且名篇极多。即使在格律诗已定型之后，有人写格律诗照样“出格”。比如李白的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一句中，第二字该用仄声，他却用了平声“人”字。再如王维的“……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劝君更尽一杯酒……”两句之间“失粘”了。杜牧的“……豆蔻梢头二月初，春风十里扬州路”两句之间也失粘了。李商隐的“向晚意不适”一句中全是仄声。号称“唐人第一律”的崔颢的《黄鹤楼》也不是典范的七律。就连最工于律诗的杜甫也写出“白帝城头云出门，白帝城下雨翻盆”这样的“失对”的句子。（诗人要以城头与城下的云雨形成对比，所以上下句开头都用了“白帝”一语，这是有意为之。）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出律的例子，难道说这些诗人都不懂格律吗？在王维、崔颢时，格律诗尚未完全定型，那李商隐、杜牧时期呢？已到近晚唐，他们也会搞错吗？都不是，正是因为他们不是那么刻板，他们不愿以形式束缚内容的表达。还有，明清以降的诗人总是避免格律诗中的重复用字，认为那是“诗病”。其实唐人才不管那一套，可重复用的字照样重复。比如前面举的杜甫的两句诗，就让“白帝”一词重复了。就在同一首诗中，杜甫还写道“戎马不如归马逸，千家今有百家存”，“马”和“家”都重复了，不好吗？这叫“句中对”，是一种修辞上“反复”，起到了回环往复的音韵效果。还有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，让“人面、桃花”反复出现，表达效果加倍增强了。
前面说过，明清时的一批文人对唐诗从内容到形式作了很多评论（恕不举例），有不少评论是中肯的，但也有很多偏见，在形式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