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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塞山怀古》写于公元年。那年作者由婴州调任和州，沿江东下，所行之路正是当年西晋水师进攻吴国孙皓的路线。因此当诗人行至西塞山，登高远眺，俯瞰秋江，不禁感慨万千，怀古之情油然而生，顿时吟就此诗。王濬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。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。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今逢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王濬是晋武帝司马炎手下的大，公元年，他奉司马炎之命，督造楼船，率水师自益州顺流东下，讨伐当时盘踞在金陵一带的吴国。吴主孙皓凭借长江天险，用铁链横锁江面，妄图阻挡王濬的楼船。王濬就用火来烧，最后攻克金陵，孙皓投降，吴国覆灭。
此诗的前四句，就是写的这段历史。王濬的楼船刚自益州而下，金陵的王气便黯然而收；千寻铁锁刚被烧沉江底，石头城上便是一片投降的旗帜，这是何等的神速！就犹如一幅雄阔浩大的历史画卷，展现在我们眼前。即使当我们初读了第一句，也就完全可以推想到王濬头戴高冠，身披盔甲，端坐楼头，挥师东下的那种威风凛滨的样子。沈德潜盛赞此诗的开头，以为“起手如黄鹊高举，见天地方员。”（《唐诗别裁集》）实际上指的也就是这种雄壮的历史画面。这种历史画面的构成，固然跟“千寻铁锁”、“一片降播”这些形象阔大的实词分不开，但与其中的动词也分不开。如首句的“下”，次句的“收”，三句的“沉”，四句的“出”。这四个字不仅简洁凝练，而且显得流走飞动，把这段历史的气势都写出来了。
如果说前四句是对历史的追怀，那么从第五句开始，作者转到了对现实的感慨上来了。由于前四句气势磅礴，雄浑浩大，因此得到了前人一致的称赞，但却把第五句忽略了。其实这第五句相当重要。从结构上来说，它是全诗转接的关键，却又是转得如此轻松自然，悄然无声，只有“往事”二字略微透露了些消息；从艺术上来说，它又显得相当概括简练，因为它将西晋以后的许多朝代兴亡、人事代谢，只用一句话就轻轻带过了。写西晋灭吴用了四句话，而西肾以后的诸多朝代，却只用了一句话，这正是此诗的详略得当之处，也正是诗人的剪裁和匠心独运之处。
更妙的是，作者在第六句又用“山形”二字，把历史又引到了脚下的西塞山，紧扣题意，接着又用“依旧”二字，与前句的“几回”二字相对，进一步又深揭了全诗的主题，即作者在《金陵怀古》诗中所说的“兴废由人事，山川空地形。”也就是说，历史的兴废、朝代的更替全由人事而定，山川只是空有其地形罢了。所以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五、六句虽不像前四句那样雄壮开阔，但它却有承上启下、揭示题意的双重作用。所谓“今逢四海为家日”，这纯粹是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而写的。唐宪宗李纯虽然反对永贞革新，把柳宗元、刘禹锡等贬至边远地区，但他还是主张收复失地的，“安史之乱”后的割据局面，基本上在他手中才恢复为大一统的原貌，素有“元和中兴”之称。
连刘禹锡也曾兴奋地说：“忽惊元和十二载，重见天宝承平时。”（《平蔡州三首》之二）所以，这里的“四海为家日”，实际上就是说，现在的李唐王朝基本上又恢复统一了。然而，诗人并没有被这表面的统一现象所迷醉，而是看到了这表层底下所潜伏的危机-如宦官擅权，唐穆宗李恒的无能，被平息的藩镇势力又时常兴风作浪，重挑战尘…于是诗人带着极其沉重和担忧的心情，写下了“故垒萧萧芦获秋”之句，并以此来结束全篇。此句尽管写的只是“故垒”，在秋风中萧萧作响的江边芦苇，全是一片秋色，但其中却暗含了诗人极其复杂而深沉的思想感情，充满了诗人对时局的忧虑。特别是“故垒”二字，似乎用得尤其巧妙，它不仅将西晋灭吴、金陵王朝的几度兴衰的历史和当前的时局联系在一起，同时也使全诗的结构和题意连成一片，发人无限警醒。
正因为此诗前半雄壮，后半沉郁，通篇浑成，故自古以来，几乎各家选本都选，许多著名诗评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是一首七言律诗。真正从唐代七律诗的风格流派来认识这首诗的价值、意义和地位的，似乎还未曾有过。七律自唐始兴。第一个以派来论述唐诗的，是清代的方东树，他在《昭昧詹言·通论七律》中说：“何谓二派？-一日杜子美：如太史公文，以疏气为主；雄奇飞动，纵态壮浪，凌跨古今，包举天地，此为极境。一日王摩话：如班孟坚文，以密字为主；庄严妙好，备三十二相，瑶房蜂阙，仙官仪仗，非复尘间色相。”如果用方东树的这个标准来衡量，刘禹锡的这首七律无疑属于杜甫这一派。
前四句极其壮阔，后四句由古及今，虽系感慨，但也沉郁顿排，苍凉悲壮，整首诗确实具有“雄奇飞动，纵态壮浪，凌跨古今，包举天地”的风格。平心而论，杜甫的七律尽管千变万化，奇幻莫测，种种俱陈，但其中代表他最高成就的，还是像《秋兴》、《咏怀迹》、《登高》、《登楼》这样的作品。而这种沉郁顿挫、浑厚苍茫的七律，在杜甫之前，似乎只有崔颢的《黄鹤楼》、祖咏的《望蓟门》和崔曙的《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》三首，只有到了杜甫手中，才开始发扬光大，真正形成了一个流派。遗憾的是，在中唐前期的大历年间，此派七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，“大历十子”中只有李益、卢纶的少数七律稍得其神，刘长卿的“建牙吹角”一篇虽能追其后尘，但似乎主要表现在劲健方面。
直到中唐后期的元和、长庆年间，这种七律诗风才得以重抬头。在当时的新乐府运动和复古声浪中，刘禹锡却能于元、白、韩、孟之外，披坚执锐，自成一军，继承了杜甫的雄浑七律风格。如《始闻秋风》、《松滋渡望峡中》等都属此类。而《西塞山怀古》，可以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。清人翁方纲对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评价并不高，但对这首《西塞山怀古》，也不得不认为可看作“中唐时之《秋兴》、《古迹》、《黄鹤楼》”（《七言律诗抄·凡例》），与前人名篇并列，足见其地位之高。当然，杜甫所开的这种沉郁顿挫、浑厚苍茫的七律流派，到晚唐时曾得到极大的发扬和继承，如李商隐、杜牧、许浑、刘沧、温庭筠、罗隐等都写有一些这方面的七律，但在中唐的元和、长庆年间，的确是不太多见的。
就拿刘禹锡本人来说，他的七律共有一百八十一首，比他的七绝还要多，但真正能称得上雄浑风格的，也不过近十首。至于像《西塞山怀古》这种气局开宕的七律，不仅在元、白、韩、孟、张、王集中无法找见，即使在整个唐代，也是屈指可数的。所以，此诗不仅确立了刘禹锡在唐代七律诗中的地位，同时也为中唐时期的七律成就增添了不少光辉。